“大英雄” 大師太虛

我生不辰罹百憂﹐哀憤所激多愆尤﹐ 捨家已久親族絕﹐所難忘者恩未酬﹗ 每逢母難思我母﹐我母之母德罕儔﹗ 出家入僧緣更廣﹐師友徒屬麻竹稠。經歷教難圖救濟﹐欲整僧制途何修﹗ 況今國土遭殘破﹐戳辱民胞血淚流﹗ 舉世魔燄互煎迫﹐紛紛災禍增煩愁﹐ 曾宣佛法走全國﹐亦曾遍化寰地球﹔ 國難世難紛交錯﹐率諸佛子佛國遊﹐ 佛子心身俱勇銳﹐能輕富貴如浮雲。 恂恂儒雅譚居士﹐中印文化融合謀﹔ 遇我生日祝我壽﹐我壽如海騰一漚。願令一漚攖眾苦﹐宗親國族咸遂求﹐ 世人亦皆止爭殺﹐慈眼相向兇器丟。 漚滅海淨普安樂﹐佛光常照寰宇周。

這首紀事詩是太虛五十二歲﹐抗戰期間南行時﹐在印度生日所寫的﹐簡略地敘述了大半生的一切。他是出生在距離現在一百一十五年前﹐清朝光緒五十五年﹐生於浙江海寧縣。兩歲時﹐父親青年早逝﹐五歲母親便改嫁了﹐他在外婆和舅父照顧下長大的﹐因為身體虛弱﹐常常患瘧疾﹐動經數月﹐故此讀書的時間不多﹐九歲隨外婆朝山進香﹐十五歲曾做學徒﹐翌年借故離去﹐終於在小九華寺出家。受戒時﹐以寄禪老和尚賞識﹐和長老們幫助﹐從教理下手﹐到十九歲在西方寺閱讀藏經﹐在一個冬天晚上﹐身心進入另一境界﹐揭開了智慧的第一面﹐隨遇上醞釀革命的朋友﹐引發起悲心﹐於是深入世間各種學理﹐同時到南京祗洹精舍學習﹐體會佛出世以人為本的人間佛教﹐成為一生致力的目的﹐可以說和佛一脈相承。他一首偈說﹕ ‘仰止唯佛陀﹐完成在人格﹐人成即佛成﹐是名真現實 ’。是他人間佛教拓展､思想的主流。

在清末期﹐他參加革命黨的活動﹐幾惹上麻煩﹐他思想自由適新。廿二歲時﹐曾說﹕‘善學佛者﹐依心不依古﹐依義不依語﹐隨時變通﹐巧逗人意。依天然界﹐進化界種種學問､種種藝術､發明真理﹐稗益有情﹐是謂行菩薩道﹐布施佛法。終不以佛所未說而自晝﹐佛所已說而自泥﹐埋沒已靈﹐人云亦云。 ’類似這樣的說話﹐真是數之不盡。在清朝推翻後﹐他明確提出教理革命﹐教制革命﹐教產革命﹐其實這也是馬祖道一的三種改革﹐教內大為震驚﹐於是被貼上革命和尚的標簽﹐把思想和行動﹐極度偏激的帽子﹐戴到他的頭上﹐直到今日﹐事理不分的佛教徒﹐仍然是這樣說來捍衛自己的行徑。他當年的失敗﹐表面自然成為事實 ﹐這是不難明白的。當年國民革命成功﹐但政教內政見和紛爭相繼出現﹐他發起維持佛教同盟會的組織﹐有五者不可無﹕ ‘不可無自由組織之團體﹐不可無勇猛犧牲之精神﹐不可無受苦求教之志願﹐不可無實行博愛之籌備﹐不可無安心立命之修證。 ’提出﹕‘佛教財產﹐應為佛教公有﹐……根本解決之法將奈何﹖則宜採取集產制度。……必有一法相輔相行﹐始無障礙﹐則個人不得傳法﹐收徒是也。 ’對當時由宗法制度下的剃派法派﹐將佛教改成變相家庭﹐子孫廟的僧侶們﹐當然誓死反對。在一次演講會中﹐談到良心與革命﹐如何統一時說﹕‘人之貴事﹐貴真率耳﹗德莫德於真﹐賊莫賊於偽﹐古之聖賢豪傑﹐無不成於真也。然偽亦出於古之聖賢豪傑﹐故老子有聖人不死﹐大盜不止之說﹐……鳴呼﹗演及今世﹐人智益開﹐ 人偽彌甚﹗袞袞諸公﹐集大事而享大名者﹐察其表觀其言﹐聖賢豪傑﹐誠何多讓﹗但當一揭去其假面目﹐則黑暗之裏幕﹐醜穢雜肆﹐殆令人不可響邇﹗……名譽者﹐ 事行之所著﹐而社會之所以酬其功者也﹐……名譽一成﹐即為名譽所累。而惜名之甚者﹐動止顧忌﹐言行多諱﹐當為而不敢為﹐不當為而為﹐乃無往而不以偽﹗…… 若是者﹐皆終身之一名奴隸而已﹗……’在對佛教灰心失意時﹐二十六歲再掩關普陀山﹐再作一番沉潛鑽研的工夫去。整理僧伽制度論﹐亦此時寫出。廿八歲出關的前一年﹐在冬夜靜坐聞前寺一聲鐘下﹐忽然心斷﹐這次悟境﹐迴不同前番﹐已再是一番深入的境象了。

從此真俗交徹﹐風格一變﹐幽思風發﹐妙義泉湧﹐得無礙辯的智慧﹐自己說己大死一番。出關後﹐到台灣､日本考察﹐日本明治維新後﹐寺院組織改革﹐出現的情形 ﹐對整僧信心彌增。回國後﹐積極創辦佛學院﹐佛教會等﹐培植後人﹐誘導僧眾趨向﹕‘務人工以安色身﹐則貴簡撲﹔修佛學以嚴法身﹐則貴真至﹗以反信教的學術精神﹐反玄學的實証精神､反因襲的創化精神。 ’說明禪宗與學術思潮﹐頗多深入獨到見地。當時社會上領導的高級智識學者﹐採用進化論考證法﹐研究佛書﹐大師以極端反對的態度說﹕‘略從日本新出佛書﹐淺嘗膚受﹐皮毛亦未窺及﹐隨便拿來學時髦﹐出風頭﹐亂破壞﹐亂建立﹔這種言論……於佛教精神形式﹐必發生重大變化﹐故希望以佛教為生活的和尚尼姑﹐及學佛居士﹐都將他研究一下﹗ ’這也是警惕只知對施主訶諛奉承﹐唯求生活的腐化分子﹐進一忠告。就在這三十二歲﹐年晚的一個夜裡﹐寫作後旋聞稍坐﹐楞嚴義脈﹐湧現目前﹐與唯識宗義相應 ﹐因此在編寫的楞嚴經研究一書﹐重為科判於書後。當時年青僧侶﹐對大師異軍突起﹐本什深的修養﹐以通俗方法弘法﹐又得到各方維護﹐他們囿於傳統﹐拘於宗派 ﹐和坊間喧染﹐裹足不前﹐有一比丘善因﹐特遠方來考証﹐大師和護法的實況﹐在他給友人一紙報告中說﹕‘考太虛法師之實行﹐及各居士之德行﹐鮮有不符佛制﹐ 如道路所遙傳者。……在武昌誦經會弘傳戒律﹐計男女居士受三皈者九人﹐受五戒者二十八人﹐受菩薩戒者十一人﹐皆當世高年俊傑。……虛師若無過人之德﹐彼一般高年俊傑﹐豈肯屈膝膜拜於年輕納僧之前乎。善因與各居士同住數日﹐見各居士念佛禮佛﹐行住坐臥﹐

不肯有稍自放逸之行為﹐即在緇門亦難多遇﹗虛師講經﹐仍是香華供養﹐端身正坐﹐惟不搭衣﹐無不具威儀之事。……乃是輩同侶﹐心懷妒忌﹐誹語頻加﹗在下見地洞傲﹐幸勿誤聽﹗ ’由此可見大師出道以來﹐備受攻擊､破壞､誹謗﹐都是佛教中人所為﹐他們在不得已時允諾的事﹐仍然陽奉陰違﹐甚麼是末法時期﹐由此便清楚了。

本來是領導社會文明民主的佛教﹐在內外交困下﹐實為振興佛教大礙﹐大師提倡僧自治和實踐﹐說﹕一般學佛者之行不由中﹐尤為新興佛教前途之危機﹐特別提出行為主義之佛乘﹐以資警策﹗ 從來為佛教徒者﹐大多只知以享受福樂或靜定理性為果﹐……無論重理解﹐或重証悟到如何圓妙﹐都只是空理﹐不成事實﹐至近乃更勵行。一般知識階級中﹐或認佛法為達到本體的哲學﹐或但認一句禪謎﹐或但守一句佛名﹐或但以佛的經書､形象､數珠､木魚､蒲團等項為佛事﹐而不悟盈人間世無一非佛法﹐無一非佛事﹗

吾確見現時學佛的人漸人多﹐大都迷背佛乘﹐不修習佛之因行﹐不知一切有益人群之行為﹐皆佛之因行﹐反厭惡怠惰﹐其流弊時不可勝言﹗故大聲疾呼﹐敢為之告曰 ﹕吾人學佛﹐須從吾人能實行之佛的因行上﹐去普遍修習。盡吾人能力﹐專從事利益人群﹐便是修習佛的因行﹐皆當勇猛精進去修去為﹐廢棄不幹﹐便是斷絕佛種﹗

佛的因行﹐以敬信三寶﹐報酬四恩為本﹐隨時代方國之不同﹐而有種種差別。在自由的共產主義下﹐則以從事勞礦､勞工､醫藥､教化､藝術為成佛之因行。在和平的全民主義下﹐則加為警察､律師､官吏､議員､商賈等。

對當時政府管制佛教條例的苛刻﹐不承認合法的地位﹐他挺身維護和爭取。腐化寺院之劣僧﹐與惡吏勾結﹐唯利是圖﹐破壞新創的佛教僧團﹐大師都於中化解﹐對從學的新僧﹐受業後便派出到日本､錫蘭､西藏等處參學。推行佛化青年運動﹐以農禪工禪､服務社會､自食其力､和尚下山等為號召。談到職業與志業﹐鼓勵青年﹐腳踏實地﹐曾說﹕‘仰止唯佛陀﹐完成在人格﹐人成即佛成﹐是名真現實。’明確指出﹕‘居士學佛﹐則期以普及全人類﹐風俗因以淳良﹐社會由之清寧者也。由遵行人倫道德﹐養成人格而漸修十善之菩薩行。’由於政教失序﹐對破壞者說﹕‘勿空言以保持道德文化為號召﹗不發真切慈悲之意﹐不求適宜方便之行﹐徒以陳腐古板 ﹐違時鳴高為保持﹐則愈招反動之摧殘﹔名為保持﹐實銷滅之矣﹗憤之﹗勉之﹗對學僧們說救僧方法﹗積極則真修實証以成果﹐捨身利眾以成行﹐勤學明理以傳教。消極則自營生活以離譏﹐嚴擇出家以清源﹐寬許還俗以除偽。 ’提倡佛的真現實主義教育。三十九歲發表的告徒眾書﹐指出佛教目前最大的危機﹐在新學佛的在家出家二眾﹐不清楚本分應做的事。在家方面﹐追隨傳統腐化﹐一般人持齋﹐念佛､放生去了結餘生﹔富有的以閱經和僧人往來自鳴清高﹐以過安聞生活為學佛﹔智識分子則以僧人無能﹐但知諂媚護法﹐和依靠渡亡生活﹐欲取代而住持佛教﹐學者派是最名顯的。其實本分的事﹐只要敬佛法僧﹐深信因果﹐行十善四攝 ﹐立身於社會中服務便是。出家的新僧﹐亦多追隨傳統腐化的子孫廟過活﹐期待將來當寺主為鵠的﹐間來無事﹐念佛等死而已。過分急進的﹐以辦佛學院宣傳﹐服務便是﹐欲取寺院為產業﹐改為類似外教的青年會等為目的﹐不能達到目的﹐便捨戒還俗﹐自尋新工作生活﹐不再理睬佛教。不知本分應以持戒忍辱為本﹐雖生活在腐化的子孫廟﹐自己真實在修証﹐啟發傳統腐化眾的悲願﹔自已更以修証方便感格﹐引起他們求學持戒﹐對過往的不是﹐深生慚愧﹐佛教便能呈現一番新景象。

四十歲那年的十月﹐得政府及護法資助﹐作環遊歐美弘法之行﹐首站抵巴黎﹐應法國各界邀請﹐作多次演講﹐在東方博物院一連五日﹐更獲得肯定的好評﹐共商籌辦世界性佛學院等事。下站是英國倫敦﹐會晤大主教﹐總理﹐牛津大學教授﹐哲人羅素等﹐皆文化政要﹐演講或會談對話﹐及電台廣播。接著抵比京﹐德國柏林多處﹐ 與當地佛學家溝通或演說。在民族博物館﹐聽眾七百人﹐皆大學師生。在歐洲此行﹐得各國共六十多人贊助世界佛學苑事﹐有以金錢或土地資助﹐事實稀有。巴黎佛學會亦隨即成立﹐請大師出席指導﹐乞授皈依。至第二年二月十三日﹐乘船離歐赴美﹐在紐約晤宗教學院教授﹐著作家､新聞界等。赴國會華盛頓參觀﹐又抵耶魯大學﹐多倫比亞大學等處﹐討論宗教﹐哲學等。後至芝加哥﹐與博物院長商談互設佛學通訊處﹐促進世苑事宜。其間匈牙利､意大利佛學家先後相晤。下一站抵三藩市 ﹐赴卜技利加州大學﹐於宗教學院多處演講。在四月十三日抵檀香山﹐與日本佛教界會談﹐後趁輪船赴日本神戶﹐佛教界相繼對話﹐到二十九日返抵上海﹐結束六個月遠行。

大師未寰遊佈教之前後﹐各國宗教､學者､文化界等人仕﹐多來到中國請益的﹐這次遠行的成績﹐亦是因他們早把佛教的價值﹐播散各地而滋長出來。他多年勞累和不斷受到國內保守派等打擊﹐這次回來依然故我菩薩因行﹐繼續沒有放棄僧制的改進。四十七歲時﹐前輩勸請開壇授戒﹐回答說﹕ ‘今戒種斷而僧命亡矣﹐繼命之方﹐惟有集有志住持三寶﹐曾受比丘戒者二三十人﹐清淨和合﹐閱十年持淨比丘戒律﹐然後再開壇為人授比丘戒。’以謝諸長老。他自述在佛法中的意趣說﹕ 一､非研究佛書之學者……一將佛法當學問研究者﹐並世無不乏其人﹐而本人讀書每觀大略﹐不事記誦﹐不求甚解﹐但資為自修化他之具。故在志願趣向上﹐不在成為學者﹐其所有著作﹐亦皆為振興佛教﹐弘濟人群之方便耳﹗

二､不為專承一宗之徒裔﹕在佛法中﹐自古即有專承一宗者。……至今皆有專承之人﹐系統甚嚴﹐而各自弘揚其本宗之教義﹐至本人在佛法中意趣﹐以為由佛無上遍正覺﹐所証明之法界性相﹐為度生應機設教﹐則法有多門﹔故法本一味﹐而方便門則無量無邊。……所以本人觀察佛法之五乘共法﹐三乘共法﹐及大乘不共法﹐原為一貫。在教理解釋上﹐教法弘揚上﹐隨宜施設﹐不專承一宗以自拘礙。

三､無求即時成佛之貪心﹕佛法原不拘界﹐以現身此世為立足點﹐乃普為法界一切眾生而發心﹐……發心修行﹐應不為空間時間所限﹐宜普遍平等﹐超出一切時空而涉及一切時空。於佛法如此理解信行﹐即能自悟悟他﹐精進無息﹐再無庸拘定要即身成佛。蓋成佛亦不過自悟悟他而已﹗菩薩行滿﹐佛陀果成﹔但勤耕耘﹐自能收獲 ﹐何藉刻期企求﹗若有拘求﹐心量自狹﹐將不免為虛榮心驅使﹐為滿足此虛榮心﹐而去著相貪求﹐則反增煩悶﹐難得自在。佛法為接引一類好夸大之眾生﹐亦當施設立地成佛。即身成佛等假名﹐而本人則不因此假名﹐而引起希求即身成佛之貪心。

四､為學菩薩發心而修行者﹕本人係以凡夫之人﹐得聞佛法﹐信受奉行者﹔……願以凡夫之身﹐學菩薩發心修行﹐即是本人意趣之所在﹐蓋真發菩提心已﹐歷十信而登初住､十行､十迴向修菩薩行﹐則為集福慧資糧之菩薩。今人每多稍具信行﹐便爾心高氣傲﹐不知尚未做到發菩提心之少分。

大師老婆心切﹐四十九歲時﹐寫出我的佛教革命失敗史﹕ ‘…我的失敗﹐固然也由於反對方面﹐阻礙力的深廣﹐而本身的弱點大抵因為我理論有餘﹐而實行不足﹐

啟導雖巧而統率無能﹐故遇到實行便統率不住了﹗然我終自信﹐我的理論和啟導﹐確有特長﹐如得實行和統率力充足的人﹐必可建立適應時代､中國之佛教的學理和制度。我失敗弱點的由來﹐出於個人的性情氣質固多﹐而由境遇使然亦不少。例如第一期﹐以偶然而燃起了佛教革命熱情﹔第二期以偶然而開了講學辦學的風氣﹔第三期以偶然而組織主導過佛教會。大抵皆出於偶然倖致﹐未經過熟謀深慮﹐勞力苦行﹐所以往往出於隨緣﹐應付的態度﹐輕易輕慢﹐不能堅牢強毅﹐抱持固執。我現今雖盡力於所志所行﹐然早衰的身心﹐只可隨緣消舊業﹐再不能有何新貢獻。後起的人應知我的弱點﹐及弱點的由來而自矯自勉。勿徒盼望我而苛責我﹗我對於佛教的理論和啟導﹐或猶不失其相當作用﹐以我的失敗﹐為來者的成功之母﹗’

中日抗戰後期﹐到緬印､錫蘭､尼泊爾各佛教國家訪問﹐對二次世界大戰受到傷害的人﹐慰勉團結﹐對在家的佛徒說﹕ ‘如果發願成佛﹐先須立志做人。三皈四維淑世﹐五常十善嚴身。 ’更與政要和文化聖哲﹐共策為和平共同努力等事業。曾讚頌說﹕‘中國古墨子﹐印度今甘地。要見活莊周﹐來會太戈爾。寄語莊墨徒﹐休徒鑽故紙﹗好從面對時﹐ 証知實如此﹗’後續經新加坡﹐越南訪問才回國。

大師對創辦各學院的學生們說﹕‘要四方面去學﹔修行､講學､用人､辦事﹐時時對自己反省﹐對他人觀察﹐互相採長補短﹐不得自憍和嫉妒他人﹐本此精神為合作同事準則﹐將來時機一到﹐大事必成。欲達到世界大同﹐永久的和平﹐則世界人類之利益為第一﹐國家民族之利益為第二﹐個人家屬之利益為第三。 ’當時各地政府﹐不但不協助佛教﹐相反摧奪寺產﹐大師致書主席﹐悲憤陳辭﹐說到此舉實斬絕他的生命等語。因此得停止繼續進行。到日本無條件投降﹐世界大戰亦終結﹐大師已年屆五十七歲。

在世界眾望所歸的大師﹐對佛教整理﹐提出六點計劃﹕ ‘一､政府應本宗教平等､信仰自由之原則﹐切實保護僧寺及公產。二､著手計劃僧尼普受教育﹐及興辦農場等。三､辦理服務於社會､及創辦公共慈善等事業。四､佛教會將登記僧寺信徒﹐使成為有系統組織。五､佛教徒有政治興趣者﹐可參加政治。六､佛教徒應全力宣揚教義﹐化導人心﹔改進社會﹐促進和平。 ’他自己對政治問題﹐是問政而不干治的。這在保守的認為不對﹐再為大師載上政治和尚的帽子﹐這時﹐國內戰爭又再起﹐政府受扼抑於外國宗教勢力﹐大師處境日艱。到五十九歲年初﹐中風舊疾突發﹐便與世長辭了。

上面四位英雄佚事﹐是筆者一管之見撰述﹐並不是神秘怪誕的天方夜譚故事﹐和史傳記錄可能有出入的﹐但相信讀者都能夠接受。大雄寶殿中﹐今古仍只安放佛像﹐ 讓人瞻仰﹐原因是釋迦牟尼的偉業﹐當時是徹底圓滿的﹐其他三位未成功﹐只完成部分的緣故。俗語亦有說﹐不能以成敗論英雄﹐他們的慈悲､宏願､智慧､勇敢､毅力是一貫相通的。在不同的時代和文化背景下﹐表現各異而已﹐特別是近世紀的大師太虛﹐他在自身基礎鞏固後﹐仍能虛懷宏谷﹐不斷了解大時代多元的文化﹐雖然自白說失敗﹐其實恰好相反﹐他是積極建立﹐在佛教歷史上作出最主要､成功偉大的貢獻﹐思想和教理､都回歸到原始佛教中人間佛教根本上。大英雄事業﹐是扭轉人心和人類的共業﹐這是永遠不會完結的﹐學佛的人亦很難去模仿﹐只能作為借鏡﹐中國近五十多年的佛教﹐轉變到什麼情形﹐筆者孤陋寡聞﹐不甚了解﹐香港､台灣和海外各地﹐就如雨後春筍了﹐到處遍開富貴的牡丹花朵﹐祈望不久將來﹐能成就更多英雄､佛子﹗不過‘士生今日﹐欲為松柏﹐斯松柏矣﹗欲為蒲柳﹐斯蒲柳矣﹗’

這是值得我們反省的。

盧榮章二OO四年於香港

六十年來苦海行未除妄想不明心

因為沒有修福慧只贏宏誓伴餘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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